由此，公民被访问的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警务活动所能涉猎的时间和空间。
加强廉洁政府建设应多维并举。（二）守法政府 法治的核心和精髓是政府守法，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在政府和社会各方已达成广泛共识。
要通过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促进个案正义的实现，让法治建设成果真正惠及老百姓。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主渠道作用。这一时期，政府法制建设的重要表现是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包括《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处罚法》（1996年）、《行政监察法》（1997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立法法》（2000年）、《行政许可法》（2003年）等法律法规陆续出台。由于行政权与老百姓联系最紧密，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目标提出，其实也包含着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因为政府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关键一环，[3]尽管法治政府没有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但是为后续的法治政府建设无疑提供了最及时的养料。通过系统外监督和系统内监督发挥合力，促进行政权的有效运行，进而提升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公众参与制度具有保护公众合法权益、加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在行政主体和公众之间形成共识，增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提高行政效率等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政府首先要职能科学，强调有限政府理念。其原因在于，如果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则信赖表现并非建立在信赖基础上，因而也就不能构成所谓的信赖表现。
[42] Wie z.B. Weber-Duerler, Vertrauensschutz im oeffentlichen Recht, 1983, S 104.参见林三钦：《法令变迁、信赖保护与法令溯及既往》，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页。亦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影响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7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第23—32页。质言之，《行政许可法》体现的仍为一般意义上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并未形成与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相类似的规范结构，其规范内容与信赖保护原则无关。
只不过，在相关论著中，负面列举的排除通常与利益权衡这一适用要件放在一起，作为事实构成认定中的最后一个审查步骤。正如陈国栋教授所总结的：无论是违法许可，还是合法许可，被许可人基于许可所享有的权利皆非信赖利益。
质言之，就利益权衡这一适用要件而言，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49条确定的利益权衡方式为利益平等权衡方式，不同于我国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公共利益至上权衡方式，二者在利益权衡这一适用要件上形成的规范构造并不相同。我国亦有学者形成了相同判断，例如，李洪雷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最常适用、发展得也最为成熟的领域是对授益行政处理职权撤销与废止的限制。然而，论及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则不应将信赖基础的范围设定得如此宽泛。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所具有的意义还需作出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得以确定。
实际上，学界亦不乏在授益行为撤销与废止范畴之外研究信赖保护原则的成果，只不过由于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在此不予具体述及。审查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论及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德国学界主流论著通常会指出其适用于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的上述规定相比，前述《〈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专家意见稿第11稿）》第109条以及张兴祥所拟条文，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利益权衡方式。至于信赖保护原则在其他领域的适用问题，则需另行撰文作出分析。
只有在信赖基础发生偏离、一般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无法保护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时，才需要考虑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前者的范围较为清晰，后者即何为财产处置的问题则难以确定具体范围。
第69条第3款规定，只要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即不予撤销。亦有学者认为，废除负担行为中不存在信赖保护问题。
对于学界而言，这一表述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该条的官方背书，学者们多有援引，质疑之声则较为罕见。受益人无法从特别法律规定中寻求到救济方式的情况，仅出现于行政机关因作出错误决定之后需予以改正而因此偏离原决定的情况下。学界亦有观点认为，在事实认定问题上确定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实际上就是确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内涵的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三要件分别为信赖基础、信赖行为与国家行为偏离信赖基础。依据该规定，在民事行为被界定为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况下，应依据《民法典》第155条将该行为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进而依据《民法典》第157条由过错方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国家作出的所有这些行为，原则上均可以成为个人建立信赖的基础，笼统称为设定信赖基础的行为。
从国家行为的具体方式来看，可以具体表现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与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等不同形式。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法典更倾向于以意思表示形成的结果为基础，并未将意思表示是否有错误设定为构成要件。
如此广义地叙述信赖基础，从一般学理意义上来说无可厚非。在此意义上，信赖表现构成了在行政法中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必备适用要件，不同于其在法不溯及既往中的适用。
相对而言，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中的规定最为具体。施瓦茨教授曾对此作出总结，认为在三种不同的国家职能行为中，信赖保护法律思想呈现出来的特点各不相同。
尽管《行政许可法》中亦并不存在不受限制的撤销权，但该法中规定的许可撤销权系因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受到限制，并非旨在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正因为如此，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因此，具体分析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方式，应当以紧密结合其特定适用领域为基础，否则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在我国大陆学界，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之所以受到关注，盖因围绕《行政许可法》立法作出的探讨。
[2] Hofmann/Gerke/Hildebrandt,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Sozialverwaltungsverfahren, Bescheidtechnik,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 und Rechtsschutz, 11. Aufl., 2016, Rn. 169, S. 50. [3] Hofmann/Gerke/Hildebrandt,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Sozialverwaltungsverfahren, Bescheidtechnik,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 und Rechtsschutz, 11. Aufl., 2016, Rn. 169, S. 50. [4] Detterbeck,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 Aufl., 2021,§6 Rn. 250., S. 65. [5]参见李洪雷：《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载《公法研究》2005年第2期，第75页。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个所谓法律原则，从字面表述来看似乎清晰明确。
这一状况的形成，或许与德国在近现代曾有过极端不尊重个人利益的历史有关。在信赖保护原则得以适用于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之前，传统行政法学理通常认为，行政机关对于违法授益行为拥有不受限制的撤销权。
质言之，本文将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得以适用的审查过程，整合为一个四适用要件审查体系，亦可称之为四要件审查步骤四要件构成体系等。凡构成排除事项者，即不可能认定存在信赖表现。
作者简介：刘飞，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13]陈爱娥：《信赖保护原则在撤销授益性行政处分时的适用——行政法院八十六年判字第一二三二号判决评释》，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0年第8期，第27页。[61]关于我国重大误解规范的发展历程，参见杨代雄：《〈民法典〉第147条（重大误解）评注》，载《师大法学》2019年第2辑，第147页。在原有法律状态没有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受益人对于信赖基础形成的信赖不变，其由此所获得的利益亦不变。
《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2款规定，受害人应当在此处于不知意思表示错误的状况，因为其在法律行为交往中没有义务考查对方的表示是否含有错误。尽管如此，余凌云教授认为该案中法官并未正面回答什么是法院所认可的信赖利益，且信赖信赖利益等表述并未起到提升救济的作用。
基斯克教授曾以正当信赖表述为例，认为此处起决定性作用的所谓正当之限定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表述而已。例如，在学界颇为关注的益民公司案中，法院除援引诚信原则作为论据外，还明确将益民公司的损失界定为信赖利益。
为此，本文在梳理四适用要件审查体系的同时，亦具体展示了信赖保护原则在表现形式上的独特之处，即其适用于不同法律领域时体现出来的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只有在确定具体运行方式的基础上，才可以对之作相关法律政策意义上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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